戒毒人员在罗浮山自愿戒毒医院的房间里。
“离开东莞！”
2013年7月22日，何志军告诉《南风窗》记者，自愿戒毒者出院后，这是他反复给他们的第一条建议。
何志军是广东惠州市罗浮山自愿戒毒医院院长。他们医院每年接纳的自愿戒毒者有1500人，其中60%来自东莞。“不能说，东莞就是吸毒贩毒最泛滥的地区，但统计结果就是这么个比例。”
最近几年，珠三角患者以吸摇头丸、K粉、冰毒等新型毒品为主，吸白粉已是很少了，但来自东莞的患者中，总能发现有很大一部分是吸白粉的，且是最近一两年才吸的。
吸毒群体越来越多，越来越低龄化—最小吸毒者竟然只有14岁，这是何志军感受到的“最悲哀，也是最无力的事情”。
自愿戒毒的概念，从提出到在争议中的实践，走过了10多年。吸毒者也从过去传统意义上的“犯人”，变成了医学领域上的“病人”，但问题总是不断地产生。
制 度
过去吸毒者一旦被抓，一般不会受到很好对待，然后被扔进“牢房”里……很长一段时间里，吸毒者享受到的总是这样的“待遇”。渐渐地，人们也习惯于将吸毒者和犯人划上了等号。
针对这些吸毒者，过去几十年里，传统的戒毒方式主要有强制戒毒和劳教戒毒。强制戒毒属公安系统管，劳教戒毒属司法系统管。吸毒者被公安机关抓到后，先关3个月进行强制戒毒，期满后再移交司法部门进行劳教戒毒—时间通常是2至3年。
这样的情形，一直延续到2008年5月底。6月1日后，随着《禁毒法》的实施，取消了劳教戒毒。当下主要的戒毒方式变成了：自愿戒毒、社区戒毒、强制隔离戒毒。其中，自愿戒毒被排在第一位，此时，传统的戒毒方式已有了很大的改变。
在西方很多国家，甚至是港澳地区，是没有强制戒毒的，自愿戒毒一直是这些国家和地区流行的戒毒方式。不过，一直到2000年左右，中国大陆才提出自愿戒毒的概念。此后，在每两年举行一次的药用滥用防治学会上，来自学术界、公安系统和政府官员的论争，非常激烈，问题主要集中于两点：一是担心毒品流入医院，二是对医院管理不放心。
现在看来，情况没有那么糟糕。因为，和公安的强制隔离戒毒机构不一样，自愿戒毒医院是民间资本投入的，没有官方资金补助。即使出于投资回报考量，正常的经营者是不愿让毒品流入医院的。
后来，国家也鼓励吸毒成瘾人员自行戒除毒瘾。在2011年6月26日施行的《禁毒条例》中明晰，吸毒人员可以自行到戒毒医疗机构接受戒毒治疗。对自愿接受戒毒治疗的吸毒人员，“公安机关对其原吸毒行为不予处罚”。
相反，如果吸毒人员因被公安机关抓捕，而进行强制隔离戒毒，会留有案底。一开始，很多吸毒者以为这些医院是和公安机关联网的，所以有些顾虑。事实上，如果他们到自愿戒毒医院戒毒，包括他们的隐私在内，都是受法律保护的。
自愿戒毒医院的涌现，没有引发公安系统方面当初担心的严重问题。不过，医院方面也发现，在和自愿戒毒者打交道时，问题的复杂性也高于医院当初的判断。
自愿戒毒医院的涌现，没有引发公安系统方面当初担心的严重问题。不过，医院方面也发现，在和自愿戒毒者打交道时，问题的复杂性也高于医院当初的判断。
花 样
到医院戒毒的人，内心是矛盾的：他们既想戒掉毒品，又担心戒不掉，自己因此会很难受。所以，他们偷偷将毒品带入医院，以防受不了时，吸上两口。
为将这些毒品带入医院，吸毒者的手段五花八门：有将鞋子割出一条缝，然后把毒品放在里头粘好，混入治疗区；有通过朋友送饭、送饮料等方式，将毒品放在汤底或饮料内混入。
“有个患者叫他奶奶拿饮料来给他。按常理，奶奶怎么会给孙子送毒品？”何志军说，但检查中发现，饮料中确有毒品。
原来，患者来戒毒前，就已把饮料弄好放在家里的冰箱，然后才叫他奶奶送来的，他奶奶对此并不知情。
戒毒人员进入医院戒毒时，需经过严格检查，这包括：梳头发、换鞋子、看衣领衣角，检查手机。另外，患者得全身脱光并做“起立蹲”的动作。
为将毒品带入医院，患者经常在口香糖里粘点白粉，后将口香糖粘到自己发根；或者将手机撬开，在手机夹缝或充电器与手机间，压些毒品在里头；有的甚至将毒品塞进屁眼里—医院让患者脱光衣服并做“起立蹲”动作，目的就是避免毒品借此渠道流入医院。
更绝的是，还有通过遥控直升飞机将毒品遥控到患者居住的窗口，或通过弹弓或橡皮筋等方式将毒品弹到患者住地。
不过，因医院有监控，所以这些手法难以得逞。
奇怪的是，自愿戒毒医院里的患者，也不都是真心来戒毒的，他们的想法颇多。这种想法演变成了行动，使一所所戒毒医院都成了一个个的江湖。
罗浮山自愿戒毒医院副院长夏鄂州告诉《南风窗》记者，医院里的戒毒者，除了真心想戒毒的人之外，还有另外四类人：一是避风头的。如果外面严抓吸毒、贩毒，吸毒者就跑到自愿戒毒医院戒毒，等风头过再出来。因为，一旦在外被公安机关抓住强制隔离戒毒，一关就是两三年，他们不愿意受那份苦。二是调养身体。长期吸毒对身体不好，特别是冰毒等新型毒品，其毒性远比传统毒品强，对身体的伤害更大。到戒毒医院戒毒的一些人，有的根本不缺吸毒的钱，主要想借此调养自己的身体，出去了，他们还会吸。三是为了节约费用。吸毒者中，吸得较多的，每天消费600元至800元。如果经济不是很宽裕，在外面一个月消费2万元左右，但进入戒毒医院戒毒，一个月几千块钱（哪怕是1万多元），这些费用相对于在外面的花销，是要少很多。四是以贩毒为目的。这类人想方设法把毒品弄进来，以高价卖给戒毒人员。此外，他们互相串门、要电话等，希望出去后有业务联系。
如果出现以贩毒为目的的戒毒方式，医院通常会给派出所报案。但如果证据不足，而对方又不服从管理，医院也只好让其出院。同时，戒毒医院规定戒毒者彼此之间不能互相串门，不能留彼此的电话。
吸毒者
在罗浮山自愿戒毒医院戒毒的阿东，很少出门，整天呆在房里。阿东是东莞市大朗镇的一名自愿戒毒者，今年20岁，吸白粉有一年的时间了。
阿东本是大朗镇一所中学的高中生，染上毒瘾后，他没法继续读书。吸毒后，他每天的生活变成了“找钱—吸毒—再找钱—再吸毒”。如此往复。
为找钱，很多吸毒者最终走上这样的路子：首先是骗，骗不了就去偷。偷不成，就去抢。抢不了，就去贩毒，以贩养吸，甚至闹出了人命—这是很多吸毒男子的人生轨迹。女吸毒者，通常沦为卖淫女。他们整天就琢磨两件事—找钱、吸毒。人生几乎和社会完全脱节。阿东不希望如此，吸毒后，他尝试做了一个月的工作，但“很难受，毒瘾发作时，浑身没力，流鼻涕、胸闷”。
吸毒者有两种人格：毒瘾来时，是一种人格。吸毒后，又是另一种人格。这种分裂，住在阿东隔壁的阿平体验最深。阿平并非“瘾者”，他这次是陪他老婆阿秀来戒毒的。“我老婆毒瘾发作时，连杀人都能干出来的样子。那一刻，我感觉她很陌生。”阿平说，但她搞完（吸毒）后，又很后悔。
阿平和阿秀是一对年仅30岁的夫妇，老家在湖南郴州。他们长期在东莞中堂打工。两年前，阿秀在中堂君湟酒店KTV和朋友玩时，染上了毒瘾。阿秀说，“君湟KTV里的毒品就像点菜、卖酒一样，服务员拿着个托盘问你要什么。”
不过，这个酒店今年5月被东莞特警突袭。酒店里，包括吸毒人员、服务员、保安在内的2000余人，都被带走。此后，在东莞常平等地酒店，警方也带走了大批吸毒者—这包括后来广为人知的广州交警某中队副队长邱某。
“都怪自己贪玩，去唱K，大家一起疯，结果就这样了。”阿秀说，开始只是好奇，朋友叫她试试，说不是白粉，是蓝精灵，不会上瘾。事实是，朋友骗了她，而她的好奇心让骗局得逞。
闲聊时，阿秀用手用力地揪自己腿部和心脏，说“酸痛，好难受，感觉像成千上万只蚂蚁在身体里不断爬着、撕咬着”。阿平后来喊来了医生，医生给她注射一针后，情况才好转。
阿秀说，如果当初知道是白粉，肯定不吸了。持这样观点的，还有阿东。
事实上，上世纪90年代，国家对白粉进行大量宣传，很多人对白粉的危害是有清醒的认识和警惕。但东莞，还有大量吸毒者吸白粉。这是因为在营销上，贩毒者包装并玩起了新概念。“比如他们吸的‘伍仔’，医学上没这个概念。”何志军说，检测发现，所谓的“伍仔”就是“白粉”。
贩毒者为引诱他人吸毒，常避免使用白粉、鸦片等字眼，他们习惯于用“伍仔”、“蓝精灵”、“神仙水”等比较新鲜时尚的概念去包装。
事实上，这些东西不是传统毒品—白粉，就是K粉、冰毒、摇头丸等新型毒品，其危害性同样非常巨大。对喜欢玩、好奇、乐于尝鲜的人来说，这是容易陷进去的。阿秀说，她在中堂君湟酒店KTV玩时，发现很多初中生、高中生也在吸这些东西。
贩毒的人，一开始都很大方地免费提供给新人吸。等对方上瘾了，贩毒者就像一台抽水机一样，将吸毒者乃至其家庭的全部财富源源不断地吸入自己口袋，直至吸毒者的全部财富被抽干。
医 院
经过自愿戒毒医院治疗后，一些意志坚定的患者，可以戒掉毒瘾，但更多的人无法戒掉，他们反反复复地进出这些医院。这种反反复复，让治疗机构的医护人员也没有成就感。
广州白云自愿戒毒医院业务副院长邓雪峰告诉《南风窗》记者，“戒毒治疗不像外科，动个手术，病人很快恢复了，还很感谢你。”戒毒医院的情形是：患者刚出院几天，又回来了！有的甚至进出医院四五十次，成了医院的常客了。这种挫败感，时常让医护人员感到无力。
而看不到前途，没有多大发展空间，也在困扰着戒毒医院的医护人员。吸毒属于药物滥用—这有点偏门，人才难招。而在专业技术职称的评定上，卫生部在这领域没有专门的诊疗科目。
因为药物滥用是被纳入精神科下面的一个分支，但它和精神科又有很大的差别。从事戒毒治疗工作的，实践中，它和精神科是有很大脱节的，所以在职称评定中，自愿戒毒医院的医护人员没有优势，也很难获得职称上的提升。所以一些医护人员不愿意在这个领域继续干下去，因为担心职业选择会越走越窄。
吸毒者中，感染艾滋病的比例很高，医护人员经常和他们接触，危险系数也增高。而长期吸毒的人，在人格上是有分裂的，他们对医护人员的态度较蛮横，甚至是故意刁难。
上述种种因素，都在加剧这个行业的人才流失。以广州白云自愿戒毒医院为例，医护人员每年流失率达40%，最高时，流失率达50%。
另外，这些自愿戒毒医院没有财政拨款，行业的生存还是比较艰难。上世纪90年代末，广东约有40多家医疗机构从事戒毒治疗服务。但目前，整个广东的戒毒医院只有4家，其他的戒毒科、所大概13家，总共加起来就剩17家了。以惠州为例，以前有6家机构，目前只剩罗浮山自愿戒毒医院一家了。
因为投入比较大，多年来，罗浮山自愿戒毒医院一直是负数经营。之所以还在坚持，是因为老板想把这个医院当做一个品牌来经营。这家戒毒医院的老板是惠州一家很大的房地产商。
何志军说，老板对他讲不要有经营压力，“我搞房地产，一年卖几十万平方米，我一平方米多卖5块钱就都回来了，你不要考虑挣钱，专心打品牌就是”。
但更多从事戒毒的医院，就不能这么洒脱了。在自愿戒毒医院数量由鼎盛走向萎缩时，吸毒人员却不断上升—“官方说有220万人在吸毒，那主要是在公安系统留有案底的，如果包括自愿戒毒的群体，估计超过1000万。”
戒毒人员在罗浮山自愿戒毒医院的房间里。
“离开东莞！”
2013年7月22日，何志军告诉《南风窗》记者，自愿戒毒者出院后，这是他反复给他们的第一条建议。
何志军是广东惠州市罗浮山自愿戒毒医院院长。他们医院每年接纳的自愿戒毒者有1500人，其中60%来自东莞。“不能说，东莞就是吸毒贩毒最泛滥的地区，但统计结果就是这么个比例。”
最近几年，珠三角患者以吸摇头丸、K粉、冰毒等新型毒品为主，吸白粉已是很少了，但来自东莞的患者中，总能发现有很大一部分是吸白粉的，且是最近一两年才吸的。
吸毒群体越来越多，越来越低龄化—最小吸毒者竟然只有14岁，这是何志军感受到的“最悲哀，也是最无力的事情”。
自愿戒毒的概念，从提出到在争议中的实践，走过了10多年。吸毒者也从过去传统意义上的“犯人”，变成了医学领域上的“病人”，但问题总是不断地产生。
制 度
过去吸毒者一旦被抓，一般不会受到很好对待，然后被扔进“牢房”里……很长一段时间里，吸毒者享受到的总是这样的“待遇”。渐渐地，人们也习惯于将吸毒者和犯人划上了等号。
针对这些吸毒者，过去几十年里，传统的戒毒方式主要有强制戒毒和劳教戒毒。强制戒毒属公安系统管，劳教戒毒属司法系统管。吸毒者被公安机关抓到后，先关3个月进行强制戒毒，期满后再移交司法部门进行劳教戒毒—时间通常是2至3年。
这样的情形，一直延续到2008年5月底。6月1日后，随着《禁毒法》的实施，取消了劳教戒毒。当下主要的戒毒方式变成了：自愿戒毒、社区戒毒、强制隔离戒毒。其中，自愿戒毒被排在第一位，此时，传统的戒毒方式已有了很大的改变。
在西方很多国家，甚至是港澳地区，是没有强制戒毒的，自愿戒毒一直是这些国家和地区流行的戒毒方式。不过，一直到2000年左右，中国大陆才提出自愿戒毒的概念。此后，在每两年举行一次的药用滥用防治学会上，来自学术界、公安系统和政府官员的论争，非常激烈，问题主要集中于两点：一是担心毒品流入医院，二是对医院管理不放心。
现在看来，情况没有那么糟糕。因为，和公安的强制隔离戒毒机构不一样，自愿戒毒医院是民间资本投入的，没有官方资金补助。即使出于投资回报考量，正常的经营者是不愿让毒品流入医院的。
后来，国家也鼓励吸毒成瘾人员自行戒除毒瘾。在2011年6月26日施行的《禁毒条例》中明晰，吸毒人员可以自行到戒毒医疗机构接受戒毒治疗。对自愿接受戒毒治疗的吸毒人员，“公安机关对其原吸毒行为不予处罚”。
相反，如果吸毒人员因被公安机关抓捕，而进行强制隔离戒毒，会留有案底。一开始，很多吸毒者以为这些医院是和公安机关联网的，所以有些顾虑。事实上，如果他们到自愿戒毒医院戒毒，包括他们的隐私在内，都是受法律保护的。
自愿戒毒医院的涌现，没有引发公安系统方面当初担心的严重问题。不过，医院方面也发现，在和自愿戒毒者打交道时，问题的复杂性也高于医院当初的判断。
自愿戒毒医院的涌现，没有引发公安系统方面当初担心的严重问题。不过，医院方面也发现，在和自愿戒毒者打交道时，问题的复杂性也高于医院当初的判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