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药品到毒品，从合法到非法，很多成瘾性物质都走过这样一条边缘化的道路。当人们发现有些药品有引发快感或者辅助性欲的作用，对它的使用就不免溜到医学用途之外，直奔享受去了。

然而，这种享受最初流行的地方不是上层社会，而是贫穷、无望、备受压抑的社会底层。毒品供应量的扩大可以部分地解释这一点。当吗啡的价格由一盎司
28美元降至3美元时，买得起的人当然就变多了。但是，穷人为什么要从紧巴巴的钱袋里掏出钱来购买不能果腹、不能御寒的享受品呢？这还要从毒品发挥作用的机制说起。

毒品根据不同的标准可以划分不同的类别，近30年来，大量合成毒品的出现更是加大了研究毒品药理机制的困难。然而各种毒品似乎都具有一个起码的共同点：能直接或间接地刺激人体神经系统，促进多巴胺的分泌。这种神经传导物质主要负责大脑的情欲和感觉，传递兴奋、开心的信息，诱发幸福感。一般情况下，多巴胺的分泌是非常俭省的，常常只在那些有利于维持生命和繁衍后代的行为中分泌，科学家发现人在恋爱时脑内会产生大量多巴胺。毒品的机能就是蒙骗多巴胺的分泌系统，让它分泌出更多的“幸福元素”。吸毒者可以完全忘记自身处境，在极短的时间内获得幸福感与解脱感。由此便不难理解为什么长期生活在贫穷、痛苦、无望或空虚中的人更倾向于使用毒品。

心理学家将这种行为解释为转换精神状态。他们认为人与生俱来就有想要转换自己正常意识的冲动。儿童会在游戏中自己转圈直至发晕，修行者会在打坐冥想中忘记自我。消除以自我为中心的意识是人类固有的欲望。毒品是转换精神状态的化学方式，但是转换是否成功不仅仅是毒品决定的，还与吸毒者的心态、所处的实际环境等因素有关。

长期以来，殖民者一直将鸦片视为“东方的恶习”，认为中国人的性格更容易沉迷于鸦片。周宁在他的《鸦片帝国》中一语道破流言，他认为中国人在精神上更容易受到鸦片毒害是因为“有一个普遍悲观失望、逃避现实的社会心理为它提供了需求的精神背景。”①这种社会心理也为后来吗啡、海洛因、大麻和其他新型毒品的流行提供了精神背景。从东南亚到西印度群岛，从美洲，到欧洲，在种植园里，在矿山上，在横贯美利坚的铁路沿线，在巴拿马运河的沿岸，毒品在每一个充满疾病、死亡、绝望和难以想象的辛苦之地蔓延。看不到回乡之路，看不到苦难的尽头，不如将痛苦掩埋在毒品中，获得片刻的安宁与解脱。

同样的心态也适用于生活在有色人种聚集地周围的底层白人，他们是苦工，赌徒，酒鬼，妓女和无所事事的青年。他们聚集在烟馆里或者隐蔽的街头，分享着毒品。他们的政府一边说要拯救他们，一边为毒品贴上“堕落”的标签，把他们赶到社会的边缘。是毒品给他们提供了相互认同和鼓励的归属感，他们在一起分享经验和快感，忘记生活的窘境和艰难，在毒品短暂的作用中体会无所不能和拥有一切的幻象。

从毒品中获得的幸福感和解脱感虽然可以为生活在单调和无望中的人提供娱乐，但是吸毒者需要背负“堕落”的污名。那么，这种“堕落”的娱乐是如何被社会上的普通人所接受的呢？不负责任的“吗啡医生”、组织严密的黑手党、街头随处可得的毒品似乎都有些关联，但是，回顾一下“娱乐”的含义及其重要性在二战后的岁月中发生的变化会更有利于我们寻找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