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省毒品犯罪形成因素及特点
摘要: 在国际国内毒品犯罪的影响下，甘肃省毒品犯罪活动日益频繁，已经严重地影响和制约了甘肃省社会主义
现代化建设的同时，也极大地制约了全国禁毒工作的开展。对甘肃省毒品犯罪形成的社会因素、历史因素、经济因
素、人文因素及毒品犯罪特点进行了分析。认为只有根据甘肃省毒品犯罪形成原因及其构成特点，采取更加有针对
性的措施，才能有效地打击毒品犯罪，使禁毒工作取得新的突破。
进入21 世纪以来，全球化的毒品问题已对人类
的生存和发展构成重大威胁，日趋严重的毒品问题
已成为全球性的灾难。毒品犯罪严重损害着人类的
身心健康和社会安宁，给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带来
巨大的威胁，被世界各国公认为是最严重的犯罪之
一。目前，有170 多个国家和地区涉及毒品贩运问
题， 130 多个国家和地区存在毒品消费问题。据联
合国的统计表明，全世界每年毒品交易额达5000 亿
美元以上，毒品蔓延的范围已扩展到五大洲的200
多个国家和地区，而且全世界吸食各种毒品的人数
已高达2 亿多，其中17 ～ 35 周岁的青壮年占78%。
毒品泛滥给中国国民经济造成了巨大损失，仅2009
年统计，全国近113 万人吸毒，至少消耗270 亿元
人民币。90 年代中后期，西北地区毒品问题日趋
严重，甘肃省临夏回族自治区的东乡县和广河县被
国家禁毒委员会和公安部列为全国毒品问题重点整
治地区［1］。严重的毒品犯罪已极大影响了甘肃省
经济文化建设。因此，分析甘肃省毒品犯罪因素及
特点，对于打击贩毒犯罪，开展禁毒运动有十分重要
的意义。
1 甘肃省毒品犯罪形成因素
一个地区毒品问题的形成和发展是由多种因素
促成的，甘肃省毒品犯罪的形成因素既有外部因素
又有其内部因素。甘肃省毒品问题的形成和蔓延与
以上两种因素综合作用有关。
1.1 社会因素
国际和国内毒品不断发展蔓延，对甘肃省毒品
犯罪产生了巨大影响。近年来，甘肃禁毒斗争依然
严峻复杂，在现代信息时代，各国的社会意识、社会
观念不断沟通，已不存在封闭的角落，我国实行的对
外开放政策，促进了我国的经济建设，缩小了我国与
西方发达国家的差距，同时毒品走私也随之渗透进
来。特别是我国西部境外的“金三角”、“金新月”这
两个世界闻名的毒品主要产地，国际贩毒集团通过
西部边境向港、澳和欧美地区贩运，过境毒品的刺
激、巨额利润的诱惑，国内毒品贩运分子同国际毒品
犯罪集团相互勾结，不断使毒品向我国内地渗透，致
使毒品犯罪在我国迅速蔓延。在过境贩毒的三条主
要路线中，途径甘肃省的就有两条: 一条是云南—四
川—陕西—甘肃; 另外一条是新疆—甘肃—上海—
广东等地［2］，中亚地区贩毒集团经此途径蔓延到全
国。由于境外毒源难除，毒品入境难堵，渗透内流难
截，贩毒活动难打，海洛因等传统毒品难戒，冰毒等
合成毒品难防，易制毒化学品难管［3］等突出问题的
存在，严重影响着甘肃禁毒斗争形势的持续好转。
1.2 历史因素
历史上甘肃省就是旧社会毒品盛行的地区。西
北五省( 甘肃、陕西、新疆、宁夏、青海) 历史上曾经
就是烟患重灾之地。自鸦片战争后，罂粟种植范围
从沿海地区向内陆腹地不断扩大，烟毒也随之进入
西北五省。甘肃南部山区、陕西南部和北部榆林等
地及新疆天山以北大量种植鸦片。80 年代初，在国
际国内毒潮影响下这些“易感”地区一触即发，死灰
复燃，很快再次成为吸毒人员多发地和鸦片种植频发地区。1987 年，在甘南发现成片私种罂粟的现
象，临夏等地开始出现了非法加工“黄皮”的窝点。
80 年代末90 年代初，随着社会的进一步开放，流动
人员增多，吸毒人数也开始增加，并很快扩散到领近
地区。
1.3 经济因素
贫穷是导致甘肃省毒品犯罪上升的原因之一。
甘肃省经济落后，人民群众长期被贫穷所困扰，一些
人把贩毒作为脱贫致富的出路，形成了“贫穷—贩
毒—再贫穷—再贩毒”的怪圈。在城市，有些企业
工作人员因企业破产、兼并、改制下岗而失业，这些
人失去了正常的经济来源，缺乏必要的社会制约，有
一部份人精神空虚，意志消退，自由支配时间多，在
吸毒人员的引诱下，极易感染上毒瘾。在无力支付
巨额毒资的情况下，引发盗窃、抢劫、卖淫、以贩养吸
等违法犯罪活动。甘肃唯一的回族自治州临夏州，
全州7 个县市中有6 个国家级扶贫县，人均水浇地
不足0.4 亩，一部分群众容易受到当地贩毒势力的
影响而从事毒品犯罪活动。特别是当地个别不法分
子逃避法律制裁，通过贩毒发家致富后，在当地村民
中起到相当大的负面影响和诱惑作用，大大刺激了他
们想急于摆脱贫困、发家致富的心理冲动，在高额利
润的诱惑下，使他们铤而走险，踏上贩毒的罪恶道路。
1.4 人文因素
文化教育、民族宗教是甘肃省毒品犯罪的社会
根源。甘肃省特殊的人文和社会环境为毒品犯罪的
发生、发展提供了滋生的温床。与东部发达地区相
比，甘肃省文化教育相对落后，文盲和半文盲所占比
列较高。如临夏州东乡县是全州毒品问题最严重的
一个县，在东乡县的20 万人口中，文盲半文盲占总
人口的60% 以上，30% 以上的群众不会使用汉语。
当地群众由于受文化教育水平制约，法制观念和法
制意识淡薄，许多群众对毒品的危害全然不知或知
之甚少，认为贩毒不是犯罪，而是“一个愿买、一个
愿卖”的正当商品交易，自己从别人手中购得毒品
之后加价转手倒卖，赚个价差，与一般的商品买卖没
有什么不同。有些地方毒品犯罪带有明显宗教化特
点，一些贩毒势力利用宗教纽带、宗教派别和同一民
族在语言、风俗、信仰方面的认同感，相互勾结，形成
宗教化的贩毒组织［4］。
2 甘肃省毒品犯罪的特点
作为全国毒品问题重灾区的甘肃省，其毒品犯
罪除了具有吸毒人数不断上升、非法种植鸦片屡禁
不止等一般重毒区共有的特点外，又有本省所独有
的诸如有些经济、交通较发达的地区成为重要的毒
品集散地、新型毒品制贩一体化等特点。
2.1 吸毒人员结构特点
目前，贩卖、吸食毒品人员已经发生结构性改
变。过去吸食、贩卖毒品人员多为社会闲散人员、歌
厅小姐、无业或贫困地区人员。而如今吸食、贩卖群
体有向商人、演艺人员、白领等社会高层人群发展的
态势。时尚消费场所成为毒品蔓延的新温床。一些
酒吧为追求经济利益，吸食人员只要在酒吧内购买
昂贵的名酒消费，酒吧经营者们就默许他们在酒吧
吸食毒品，甚至是进行毒品交易。
2.2 非法种植鸦片屡禁不止
甘肃省历史上就是鸦片种植的主要地区，烟土
交易十分频繁，作为当时地方财政的主要来源。80
年代以后，非法种植鸦片死灰复燃，甘肃省曾有14
个县市被发现非法种植罂粟。其中甘肃省南部的陇
南、甘南、定西、临夏等地有比较多的非法种植鸦片
地块，在海拔4000m 甘南山区，有山林的地方就种
有罂粟［5］。从2010 年6 月26 日开始，甘肃省文县
与甘南州舟曲县、四川省九寨沟县联合行动，开展了
两省三县五乡“天目—10”禁种铲毒联合行动。文
县组织政法、公安、白水江林业局、有关乡镇、村社
360 多名干部组成了“天目—10”行动小组。通过宣
传和搜山踏查较为有效的遏制了非法种植毒品的违
法犯罪行为。
2.3 部分地区成为主要毒品集散地
甘肃省兰州市和临夏回族自治州的临夏市逐渐
成为重要毒品集散地。近几年来，省内省外破获的
很多毒品案件中毒品大多来源于临夏和兰州。2007
年5 月21 日，甘肃省临夏州公安局经过2 个多月的
缜密侦查，在云南、贵州两省公安机关配合下，成功
破获以甘肃籍外流贩毒人员组织的特大跨国走私毒
品案，抓获贩毒犯罪嫌疑人7 名( 其中境内6 名，藏
匿在缅甸的毒品供货人1 名) ，缴获海洛因18000g，
摧毁了一条从境外经云南到甘肃的地下走私毒品网
络。2008 年6 月15 日，甘肃籍毒贩马者麻到境外
金三角地区毒贩，准备向甘肃省内贩运毒品，被办案
民警追查到藏匿毒品的地点，现场缴获毒品海洛因
23 块，重19600kg，马者麻归案使这条从境外经由云
南向西北地区贩运毒品的特大跨国贩毒通道被打
断; 2008 年12 月24 日，李雪娟受他人雇佣和指使，
携带毒品从昆明乘坐火车，经湛江、郑州到达兰州，
住在天水路2 号供销招待所531 房间，等候他人来取毒品。当日16 时许警方在房间抓获李雪娟，当场
从其身上查获用避孕套包装的毒品4 小包，经鉴定
净重163.3g; 2009 年7 月29 日，马某等4 名犯罪嫌
疑人从云南购买毒品并准备向甘肃贩运，被办案民
警在云南省大理市一宾馆内抓获并从其开的车内查
获海洛因6499.5g; 8 月6 日一个活跃在云南、甘肃
两地的贩毒团伙被成功打掉，4 名犯罪嫌疑人被办
案警方从云南押解回兰州，缴获毒品海洛因6800g。
2010 年1 月17 日，在云南省警方的大力配合下，在
昆明市抓获正在交易毒品的犯罪嫌疑人4 人，当场
缴获毒品海洛因12000g。近年来，毒品集散地逐步
向甘肃其他地区扩散蔓延。据不完全统计，仅2011
年1 ～ 10 月，公安机关在兰州、临夏、天水、定西、张
掖、酒泉、玉门、庆阳、山丹、平凉等21 个市县破获贩
卖毒品案71 起，抓获犯罪嫌疑人147 人，缴获海洛
因40656.68g、冰毒2052.67g、运输毒品小轿车8
辆、摩托车一辆、毒资10766.65 万元。
2.4 新型毒品迅猛发展
90 年代初以来，甘肃省毒品犯罪始终以贩卖海
洛因为主。2000 年以后，新型毒品登陆西北，吸食
摇头丸、K 粉的人员不断增多。2000 年兰州市侦破
了全省首例贩卖“摇头丸”案，缴获“摇头丸”32 粒。
2005 年，全省共侦查破新型毒品案件19 起，缴获冰
毒28266g( 其中在省内缴获16866g) 、摇头丸400g、
K 粉65.7g。2004 年底和2005 年8 月，甘肃省公安
机关在兰州打掉了两个新型毒品加工厂。2009 年4
月3 日，东乡县公安部门成功破获一起全省最大的
新型毒品案件，抓获犯罪嫌疑人妥某，当场从其携带
的塑料袋中缴获新型毒品冰毒三包57 袋，11970
粒，合计净重1140g。此案是东乡县历年来在本辖
区侦破首期数量最大的新型毒品案件，也是甘肃省
最大的一起新型毒品案件。据不完全统计， 2011 年
1 月至10 月，甘肃省公安机关成功破获贩卖新型毒
品案件22 起，抓获犯罪嫌疑人33 人，缴获冰毒
2470.34g、麻古888 粒、单乙酰吗啡301.6g 以及
GHB 水、曲马多针剂、氯氮平片、三唑仑片、艾司唑
仑片、酣乐欣三唑仑等新型毒品。
3 甘肃省禁毒工作策略
目前，西部地区毒品犯罪问题日益严重，而甘肃
省更是西部毒品犯罪的高发地区。甘肃曾是国家禁
毒委确定的全国毒品问题严重的六个省份之一，其
中临夏州的东乡县、广河县被列为全国毒品问题重
点整治县。针对严峻的毒情形势，省委省政府高度
重视，把禁毒重点整治作为解决全省毒品问题的战
略性举措，置于事关全局的位置来谋划，痛下决心，
攻坚克难，创新求实，综合施策。甘肃省各级公安机
关禁毒部门不断总结缉毒破案工作的经验，提高全
面打击毒品犯罪的能力和水平，始终保持了对毒品
犯罪的高压态势，主动进攻，加大缉毒打击力度，连
续组织开展了“百日扫毒”和“扫毒风暴”、“堵源截
流缉毒破案战役”、“秋季行动”、“利剑行动”、“打
击外流贩毒”、“春季攻势”等一系列专项行动，开
展了易制毒化学品、精麻药品管理及歌舞娱乐场所
吸贩毒问题等专项整治行动，坚持破大案带小案、破
小案追大案，建立健全了打击大宗贩毒与打击零星
贩毒并重的工作模式，既毫不松懈地打击贩毒集团
和大毒枭，又对零星贩毒通过顺藤摸瓜，找网络、溯
源头，提高了打击毒品犯罪的整体效能，破获了一批
批重大制贩毒案件，摧毁了一批批贩毒网络，最大限
度地遏制毒品犯罪的发展和蔓延，减少了毒品的危
害。从2000 年开始，连续实施了四个禁毒工作3 年
规划，一个战役一个战役的打，一个堡垒一个堡垒的
攻，先后对15 个县区和15 个重点乡镇进行了连续
12 年坚持不懈的整治斗争，重点整治工作取得了显
著成效。全省15 个重点整治县区已有8 个创建为
“无毒县区”，东乡县、广河县摘掉了全国重点整治
县的“帽子”，全省外流贩毒活动得到了有效遏制，
被外省市抓获的外流贩毒人数由2000 年的全国排
名第6 位下降到近年来的全国第17 位，戒断巩固3
年以上吸毒人员的比例由1999 年的4% 上升到了
2011 年的51.3%［7］。甘肃省禁毒工作为维护公民
的身体健康、社会稳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为
甘肃省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迅速发展起到了保驾
护航作用。
甘肃省毒品犯罪形成因素及特点
摘要: 在国际国内毒品犯罪的影响下，甘肃省毒品犯罪活动日益频繁，已经严重地影响和制约了甘肃省社会主义
现代化建设的同时，也极大地制约了全国禁毒工作的开展。对甘肃省毒品犯罪形成的社会因素、历史因素、经济因
素、人文因素及毒品犯罪特点进行了分析。认为只有根据甘肃省毒品犯罪形成原因及其构成特点，采取更加有针对
性的措施，才能有效地打击毒品犯罪，使禁毒工作取得新的突破。
进入21 世纪以来，全球化的毒品问题已对人类
的生存和发展构成重大威胁，日趋严重的毒品问题
已成为全球性的灾难。毒品犯罪严重损害着人类的
身心健康和社会安宁，给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带来
巨大的威胁，被世界各国公认为是最严重的犯罪之
一。目前，有170 多个国家和地区涉及毒品贩运问
题， 130 多个国家和地区存在毒品消费问题。据联
合国的统计表明，全世界每年毒品交易额达5000 亿
美元以上，毒品蔓延的范围已扩展到五大洲的200
多个国家和地区，而且全世界吸食各种毒品的人数
已高达2 亿多，其中17 ～ 35 周岁的青壮年占78%。
毒品泛滥给中国国民经济造成了巨大损失，仅2009
年统计，全国近113 万人吸毒，至少消耗270 亿元
人民币。90 年代中后期，西北地区毒品问题日趋
严重，甘肃省临夏回族自治区的东乡县和广河县被
国家禁毒委员会和公安部列为全国毒品问题重点整
治地区［1］。严重的毒品犯罪已极大影响了甘肃省
经济文化建设。因此，分析甘肃省毒品犯罪因素及
特点，对于打击贩毒犯罪，开展禁毒运动有十分重要
的意义。
1 甘肃省毒品犯罪形成因素
一个地区毒品问题的形成和发展是由多种因素
促成的，甘肃省毒品犯罪的形成因素既有外部因素
又有其内部因素。甘肃省毒品问题的形成和蔓延与
以上两种因素综合作用有关。
1.1 社会因素
国际和国内毒品不断发展蔓延，对甘肃省毒品
犯罪产生了巨大影响。近年来，甘肃禁毒斗争依然
严峻复杂，在现代信息时代，各国的社会意识、社会
观念不断沟通，已不存在封闭的角落，我国实行的对
外开放政策，促进了我国的经济建设，缩小了我国与
西方发达国家的差距，同时毒品走私也随之渗透进
来。特别是我国西部境外的“金三角”、“金新月”这
两个世界闻名的毒品主要产地，国际贩毒集团通过
西部边境向港、澳和欧美地区贩运，过境毒品的刺
激、巨额利润的诱惑，国内毒品贩运分子同国际毒品
犯罪集团相互勾结，不断使毒品向我国内地渗透，致
使毒品犯罪在我国迅速蔓延。在过境贩毒的三条主
要路线中，途径甘肃省的就有两条: 一条是云南—四
川—陕西—甘肃; 另外一条是新疆—甘肃—上海—
广东等地［2］，中亚地区贩毒集团经此途径蔓延到全
国。由于境外毒源难除，毒品入境难堵，渗透内流难
截，贩毒活动难打，海洛因等传统毒品难戒，冰毒等
合成毒品难防，易制毒化学品难管［3］等突出问题的
存在，严重影响着甘肃禁毒斗争形势的持续好转。
1.2 历史因素
历史上甘肃省就是旧社会毒品盛行的地区。西
北五省( 甘肃、陕西、新疆、宁夏、青海) 历史上曾经
就是烟患重灾之地。自鸦片战争后，罂粟种植范围
从沿海地区向内陆腹地不断扩大，烟毒也随之进入
西北五省。甘肃南部山区、陕西南部和北部榆林等
地及新疆天山以北大量种植鸦片。80 年代初，在国
际国内毒潮影响下这些“易感”地区一触即发，死灰
复燃，很快再次成为吸毒人员多发地和鸦片种植频发地区。1987 年，在甘南发现成片私种罂粟的现
象，临夏等地开始出现了非法加工“黄皮”的窝点。
80 年代末90 年代初，随着社会的进一步开放，流动
人员增多，吸毒人数也开始增加，并很快扩散到领近
地区。
1.3 经济因素
贫穷是导致甘肃省毒品犯罪上升的原因之一。
甘肃省经济落后，人民群众长期被贫穷所困扰，一些
人把贩毒作为脱贫致富的出路，形成了“贫穷—贩
毒—再贫穷—再贩毒”的怪圈。在城市，有些企业
工作人员因企业破产、兼并、改制下岗而失业，这些
人失去了正常的经济来源，缺乏必要的社会制约，有
一部份人精神空虚，意志消退，自由支配时间多，在
吸毒人员的引诱下，极易感染上毒瘾。在无力支付
巨额毒资的情况下，引发盗窃、抢劫、卖淫、以贩养吸
等违法犯罪活动。甘肃唯一的回族自治州临夏州，
全州7 个县市中有6 个国家级扶贫县，人均水浇地
不足0.4 亩，一部分群众容易受到当地贩毒势力的
影响而从事毒品犯罪活动。特别是当地个别不法分
子逃避法律制裁，通过贩毒发家致富后，在当地村民
中起到相当大的负面影响和诱惑作用，大大刺激了他
们想急于摆脱贫困、发家致富的心理冲动，在高额利
润的诱惑下，使他们铤而走险，踏上贩毒的罪恶道路。
1.4 人文因素
文化教育、民族宗教是甘肃省毒品犯罪的社会
根源。甘肃省特殊的人文和社会环境为毒品犯罪的
发生、发展提供了滋生的温床。与东部发达地区相
比，甘肃省文化教育相对落后，文盲和半文盲所占比
列较高。如临夏州东乡县是全州毒品问题最严重的
一个县，在东乡县的20 万人口中，文盲半文盲占总
人口的60% 以上，30% 以上的群众不会使用汉语。
当地群众由于受文化教育水平制约，法制观念和法
制意识淡薄，许多群众对毒品的危害全然不知或知
之甚少，认为贩毒不是犯罪，而是“一个愿买、一个
愿卖”的正当商品交易，自己从别人手中购得毒品
之后加价转手倒卖，赚个价差，与一般的商品买卖没
有什么不同。有些地方毒品犯罪带有明显宗教化特
点，一些贩毒势力利用宗教纽带、宗教派别和同一民
族在语言、风俗、信仰方面的认同感，相互勾结，形成
宗教化的贩毒组织［4］。
2 甘肃省毒品犯罪的特点
作为全国毒品问题重灾区的甘肃省，其毒品犯
罪除了具有吸毒人数不断上升、非法种植鸦片屡禁
不止等一般重毒区共有的特点外，又有本省所独有
的诸如有些经济、交通较发达的地区成为重要的毒
品集散地、新型毒品制贩一体化等特点。
2.1 吸毒人员结构特点
目前，贩卖、吸食毒品人员已经发生结构性改
变。过去吸食、贩卖毒品人员多为社会闲散人员、歌
厅小姐、无业或贫困地区人员。而如今吸食、贩卖群
体有向商人、演艺人员、白领等社会高层人群发展的
态势。时尚消费场所成为毒品蔓延的新温床。一些
酒吧为追求经济利益，吸食人员只要在酒吧内购买
昂贵的名酒消费，酒吧经营者们就默许他们在酒吧
吸食毒品，甚至是进行毒品交易。
2.2 非法种植鸦片屡禁不止
甘肃省历史上就是鸦片种植的主要地区，烟土
交易十分频繁，作为当时地方财政的主要来源。80
年代以后，非法种植鸦片死灰复燃，甘肃省曾有14
个县市被发现非法种植罂粟。其中甘肃省南部的陇
南、甘南、定西、临夏等地有比较多的非法种植鸦片
地块，在海拔4000m 甘南山区，有山林的地方就种
有罂粟［5］。从2010 年6 月26 日开始，甘肃省文县
与甘南州舟曲县、四川省九寨沟县联合行动，开展了
两省三县五乡“天目—10”禁种铲毒联合行动。文
县组织政法、公安、白水江林业局、有关乡镇、村社
360 多名干部组成了“天目—10”行动小组。通过宣
传和搜山踏查较为有效的遏制了非法种植毒品的违
法犯罪行为。
